思想者 戚聿东：人工智能正从技术奇点迈向经济奇点

  技术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如何？对经济社会将产生怎样的深刻影响？中国如何在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抓机会窗口进行“变道超车”？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教授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数字文明时代的未来经济学学术论坛”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对以上问题给出了回答。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下正处于创新成果集中爆发的技术奇点期。“奇点”本来是一个数学和物理上的概念，现在常被用来指代我们社会中由新技术带来的剧烈变化。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使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达到新的高度、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新的飞跃，同时也会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今天的演讲，我将围绕“人工智能：从技术奇点到经济奇点”谈谈个人对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变革与产业革命的一些思考。

  1997年、201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大家可能仍记忆犹新，国际象棋、围棋的世界冠军相继被机器人打败，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大进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成果主要是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发展。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了2023年十大新词汇，生成式人工智能居于榜首，足见国人对AI的关注。

  2023年以来，OpenAI公司相继发布了ChatGPT4、Sora、ChatGPT-4o等多模态大语言模型“爆品”，引发世界瞩目。随后，其他一些大公司也都纷纷推出了各自的聊天，在参数、数据、性能上都有所超越。国外聊天的系列“竞品”，标志着人工智能进入了多模态大模型的“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2023年以来发起了“百模大战”，涌现出200多个大模型，如百度的文心一言、阿里的通义千问、腾讯的混元助手、华为的盘古、科大讯飞的星火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如聊天机器人ChatGPT-4o，可用在所有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这对客服、助手、翻译、文创、科研、教育等领域将产生“创造性破坏”。文图生成视频大模型Sora，“一个人”可包揽短视频的摄影、导演、剪辑等任务，这对短视频、直播、影视、游戏、动漫、广告等行业将会带来“颠覆性创新”。

  人工智能科学家特斯勒提出了“特斯勒定理”，意即每当AI取得突破时，它都会被重新定义，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AI被定义为“一切还没完成的事物”。的确，随着AI智能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和应用场景的逐步扩大，它正在挑战并尝试解决人类的各种“难题”。在生物学界，谷歌DeepMind公司开发的AI模型AlphaFold2，2020年曾解决了生物学界蛋白质空间预测方面50年的难题。2024年最新版AlphaFold3，几乎能够预测所有生命分子的结构和相互作用，为药物发现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在数学界，一系列专业AI数学“神器”，助力推进数学新发现，提出新猜想和新方法，解决科学难题。“数学天才”陶哲轩认为借助AI编程语言，将颠覆数学界，改变数学的研究方式。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认为人工智能目前没有办法提出新观念，因此“不可能取代最尖端的数学家”。言外之意，其他层次的数学家可能就要面临“失业”的风险了。物理、化学等学科也都面临着类似的“创新者的窘境”。同样，AI对文史哲、经管法等学科的冲击也较大，将对高等院校人才教育培训、教学和科研等方面带来一场“范式革命”。

  无论弱AI、强AI还是未来的超级AI，目前大都局限于人类生活领域，而未来人工智能的演进方向将是生产领域，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各种“产业机器人”和生产的基本工艺流程中的各种智能设备，如医疗机器人、养老机器人。以AI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属于通用目的技术, 可以链接、渗透、赋能万物，在算力、算法和算料（数据）上所展现出的高链接性、强渗透性、泛时空性，不是以往任何技术革命可比拟的。如果说历史上前几次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是身体和器官的释放和解放，此次以AI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释放和解放的是人类的脑力和智力。从发展的新趋势看，无论从感知、认知的水平，还是记忆、计算的能力，抑或智商、情商的表现，人工智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可以囊括人类个体的顶配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称未来AI是“世界模拟器”并不为过。总之，AI发展正在进入“技术奇点”期，对人类生活和生产将产生广泛、深刻、持续的影响。

  从产业链角度来讲，AI产业链包括上游基础链、中游技术链、下游应用链等庞大的产业链群。与此同时，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它们与人工智能技术相互加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其他各类数字技术都各自拥有上中下游相当长的产业链，各自以其“迂回生产方式”推动AI产业的叠加、倍增等“乘数效应”。仅就芯片制造这一环节而言，芯片生产线道工序。英伟达高端芯片一直供不应求，“十万卡集群”正在成为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的标配。基于Blackwell框架的最新款AI芯片，在美国售价为每颗3万到4万美元。2024财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81%，公司市值从一年前的6000多亿美元飙升到目前的3.3万亿美元。据悉，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受制于上游产品及设备约束，OpenAI正计划筹资自建晶圆厂生产，AI产业链的巨大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可见一斑。

  中国对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格外的重视。2018年10月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做了集体学习，习在主持会议时强调指出，AI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我国要深入把握新一代AI发展的特点，加强AI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融合，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新动能。

  近些年，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发展非常迅速，无论是论文量还是专利申请量，无论是工业机器人的使用量还是生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这也是中国的独有技术路线和相对优势。

  AI技术大范围的应用推动着AI产业的逐步扩大，过去三年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3%、18%、13.9%，2023年AI核心产业规模达到5784亿元。按照国务院规划，到2030年我国AI核心产业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10万亿元。现在看来，这个规划还是比较保守的，肯定会提前几年实现。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不仅仅体现在AI核心产业上，更是以其强大外溢性体现在数字化的经济发展中。从2012年到2022年，中国增加值从11万亿元增加到50.2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6.4%，明显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占GDP比重从10年前的21.6%提高到2022年的41.5%。随着人工智能主导的数字技术驱动数字化的经济的一直增长，将会助力中国经济总量实现“变道超车”。

  从技术奇点到经济奇点，中间存在技术价值变现的滞后性或后显性，这是个普遍规律。目前无论是生活机器人还是生产机器人，离规模化、产业化、场景化仍然有较大距离，与我们期待的经济奇点为期甚远。

  从历史上看，历次技术革命转化成产业革命的周期都很长。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1776年瓦特制造出了第一台改良蒸汽机，但直到1830年以后，以蒸汽机为主的机器在英国才得以普遍使用。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才显示出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影响。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到21世纪初期还没有给生产力和产出带来人们期待的影响。这些都是国外经济学家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家可能注意到，这里我没有用“工业革命”而是用“产业革命”，因为在我看来，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大变革除了工业领域，还包括农业、服务业、金融业、基础设施领域等。总之，从历史经验来看，短期内咱们不可以期待技术奇点立马转为经济奇点，但从长期看则是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宣言》发表在1848年，这一年正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末期和第二次产业革命酝酿期，其后发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上半场，更是验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进而导致经济稳步的增长倍增的规律。从人均GDP来说，公元1000年到1820年的800多年间，世界人均GDP提高了53%，1820年到1950年的一百多年间提高了2.2倍，1950年到1998年的40多年间增长了1.7倍，1998到2023年的20多年间增长了1.5倍。因此，按照人工智能专家库兹韦尔提出的“加速回报律”，相信未来几十年，全球范围内一定会迎来人工智能的经济奇点。

  多年以来，我国以AI为主导的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突飞猛进，数字化的经济长期持续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然而，2018年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筑起“小院高墙”，实施“脱钩断链”，我国核心数字技术被“卡脖子”，关键产业链被“断供”，高品质人才被“隔离”。我国目前数字化的经济无论是规模、结构还是企业体量、水平，虽然比下绰绰有余，但比上仍大大不足。面对差距，我们如何扬长补短进行赶超？

  第一，当务之急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突破，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相应的技术路线。一是“集中攻关”取得关键突破。对于关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要发挥新型制优势进行集中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二是另辟蹊径伺机“变道超车”。在颠覆性创新下，先发企业虽然具有较大的“先动优势”，但也往往面临下一代颠覆性创新而成为沉没成本的风险。后发企业若致力于新一代颠覆性技术，可直接“轻装上阵”迅速采用新技术，实现逆袭赶超。

  第二，全方面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习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数智化时代，实体经济普遍面临着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紧迫任务，以实现质量、效率和动力的“三大变革”。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三大变革”，不能离开数字技术的支撑。今后，数字企业需更加有效地对接实体企业，在解决其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存在的痛点、卡点的同时，致力于相关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也要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推进技术体系升级换代。

  第三，强化企业科学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企业了解市场需求，对技术进步方向敏感，因此要强化企业在国家新型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层次地融合，骨干企业可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组织重大数字技术项目，推动成果产业化应用。在这方面，深圳“6个90%”的创新密码值得推广，即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产金额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学技术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强化企业科学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还要充分的发挥龙头数字企业在创新生态圈中的作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第四，积极地推进数字技术标准国际化。技术既要创新出来，也要有效扩散出去。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化是促进数字技术创新与扩散的重要方法，要在重视保护的同时，不断的提高技术标准化进程。需注重数字技术标准与之间的协同，推动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等。今后中国应更看重提升专利质量，以开源数字技术和开放式创新体系积极拓展技术标准的国际“朋友圈”，增强国际话语权。

  第五，加快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要紧扣“四个面向”，坚持、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形成世界科创中心和人才高地，努力培养造就从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到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的各类互补性人才。为此，要重塑支持全面创新的人才发展基础制度，在人才制度、评价制度、培养制度、考核制度等方面大胆探索，“不拘一格降人才”。

  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兼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全国数字经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位中心企业案例研究首席专家，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等。